近日，河南省长垣县委在乡镇领导班子考察中，首次把忠诚、感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不孝敬父母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引起各界评论。综观此现象及各方争论，其中核心问题在于：将孝敬父母作为提拔重用的依据是否合理；怎样做到客观评价。
    先讨论其合理性。唐宋以来有个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人臣之“忠”与人子之“孝”联系在一起，为臣之“忠”首先要做到为子之“孝”；大臣上奏涉及百姓民生的奏议常以“圣朝以孝治天下”开头，“孝”与治理天下也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重孝道，通俗理解，人子之孝就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论语•为政》有句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请教孔子什么是孝，孔子怎么却回答父母如何如何呢？这句话的意思是：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很深切，做子女的如果能体会到此心境，就明白什么是孝、为什么要孝、怎么样尽孝了，所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孝”是我们传统文化里对人本性中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提炼概括，这种思想其他民族、国家也有，不过没有我们提炼得明确、深刻，也没有我们发掘得这么早。孔子总结、提倡孝道下了很大功夫，四、五百年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孝道开始真正受到朝廷尊崇，这对治理天下有什么作用呢？也是《论语•为政》里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上面提到的孟武伯就是他的儿子。孔子在这里讲“孝”很简单，就是不要违背父母。这种意识深入到每一个父母、子女观念里对治国会有很大的帮助，试想每一个年轻人都被训练得听父母的话，又有哪个父母会轻易要自己的孩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情！这是当权者为了政权、社会的稳定利用了孝道。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则是从正面将孝引申到政治，即一个人对父母要孝，还要将这种情感发挥扩展到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这是“大孝”。为政之人就要以孝子之心，爱父母、家庭、社会，这样一定是忠臣。这同现代把公务员称作人民公仆是类似道理。《孝经》这样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将“忠”作为“孝”的发展和扩大，于是“孝”进入“忠臣”、“治天下”的范畴，跟选拔忠臣、治理天下联系起来。传统不会轻易被割裂，具有自身的延续性，现在选拔干部仍会受传统影响。孝与忠的联系可能在历史上被当政者美化、夸大，但其能为治理者利用两千年表明这种联系本身有其适应、符合社会需要的合理性，仍有值得今天借鉴的成分。这是传统上的合理性。
    从二十多年向市场经济迅速转轨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现状看，将孝敬父母作为考察依据也有合理性。传统计划经济基本上是完全依靠大大小小的单位分配资源、机会，个人更多的是被动地等待、接受分配。与此相适应，人的意识里承袭传统、忠诚务本的观念比较突出，孝文化仍有重要地位。现代市场经济则几乎使每个人都处于无数的交换中，基本的行为模式变成了商品交换，即每个人必须将自己有限的资源、劳动通过市场交易换回最大的收益，市场、交易对象有着重要的话语权，每个人的眼睛、注意力自然盯住交易对象。稀少的“免费午餐”在哪里？在子女被父母生、养的过程里。这个过程里子女基本上是单向接受而不需要什么付出的。子女有能力独立后忙于事业，主要精力集中在四周无数的交易对象身上，父母、家人不会斤斤计较地索取，而是支持、体谅多，即使对家人疏忽、怠慢些也不会随时被追究、催逼。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重视、珍惜，久而久之人们容易对家人的无偿付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于是忙于竞争、精力有限的年轻人自然容易对父母、家人松懈一些。特别是我们在市场化进程比较快、某些方面过度市场化的环境里，在独生子女一代处于过多宠爱下逐渐长大的环境里，“孝”的观念受到的冲击更大，孝文化趋弱。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现在或将来面对子女回报、孝敬父母的问题。如同人的身体缺乏某种营养会不平衡，孝文化饥渴也促使人的潜意识里亲近传统，于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受到欢迎，汉学升温。这些是新研究成果吗？不是。这些旧书被重新翻出来受到欢迎恰恰表明人们现在缺乏这些营养。将孝敬父母引入干部选拔可以看作现在孝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这种社会思潮在干部考察中的反映。另外，这些考察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八小时以外、同事以外全面了解，也都是其合理之处。所以将孝敬父母纳入“德、能、勤、绩”的考察体系中“德”的范畴有一定合理性。
    合理的东西还需要可行，主要涉及“孝”的内涵、标准、评价问题。
    关于孝的提法很多，除了上面的，还有一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等。古今社会环境、观念差别很大，尤其是经过近二十几年急速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对孝的认识也在变化中。将其纳入干部考察范围，对于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和个人前途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对孝有一个统一、全面、清晰的界定，并进一步细化成具体的考察项目、标准。另外，由于涉及过多的感情因素，评价过程也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同事关系里，合作关系中的竞争、戒备、互斥关系占很大比重，受访者“说坏话”现象比较常见。而家庭中父母子女间、夫妻间则相反，共生关系中亲情、支持、包容隐忍占主流。如果组织上到家里向老人了解其子女孝顺与否，除了极个别人做得太差让父母伤透了心，有几个父母会向外人说自己子女的坏话？尤其是在关系子女进步、提拔的严肃问题上，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终归是人之常情。于是忙于个人事业无暇顾及父母的人在父母那里可能会被说成子女一心扑在工作、单位上了。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家丑不外扬，很多问题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根本反映不出来。至于报道中提到的扩大考察范围（达到500人）至邻里关系等方面，有合理的一面，但受访者的严肃性、严谨程度、观念和标准的差别等也会对客观评价产生很大影响，防止把被考察干部变成谁都不敢得罪的老好人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总之，正如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个对父母都乏爱心的人，怎么能指望他爱社会、爱人民？私德、公德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因而将孝敬父母纳入“德”的考察范围是积极意义的，但需要合理确定考核的标准、方式以及在总体评价中的权重，提高评价的客观性、技术性。另外，从更广阔的视角也能看到社会整体观念中对孝文化的呼唤，还需要从根本上加强整个社会的教育、引导，“养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