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翰林，挑担箩筐上北京。临行前，祖父星冈公广发通知，召集大儿幼儿、长孙蛮孙，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中心议题是一个：我家好消息，孙子有出息，莫给他添乱，只给他支持。话当然说了很多，核心句子有两句，一是对曾国藩说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另一句是对家人说的：“宽一（曾国藩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前一句让曾国藩警醒，后一句让曾国藩放松。一个人有出息了，便背负着全家之休养生息，这是不可或缺之义务，你不能有了出息忘了娘；这里也有不可背负之重，曾祖父说出这番话，捻熄家中人过多过高之欲望，让曾国藩可以轻松起来。曾国藩平生对祖父自始至终心存感激，其生活习惯与人生态度都与祖父教诲有关，“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

“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便是曾国藩之不坠家风。

曾国藩出身农民，点了翰林，后来更做了总督与“曾相”，而其兄弟姐妹，仍是农民，决计要“跳农门”，其欲望有多强烈？星冈公却教子孙“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让他们打曾国藩权力主意，免得曾国藩所掌握之公器公权被滥用。星冈公深明大义建设家风，按曾国藩说法是，“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一人得道，鸡仍鸣桑树颠，狗仍刨土上食，兄弟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星冈公反复告诫，“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曾国藩京都为官后，爷爷奶奶依然引车贩浆，老爹老妈依然作田纺棉，“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若说他替亲人谋前程，也是上京都后，曾带老弟上京读书——以权力来改善亲友处境不可有，以读书来改变兄弟前程不可无——这是有出息者对亲人之义务。同理是，国家有难，曾国藩没让弟弟们在家种田，而是跟他上前线，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与承平时代为兄弟姐妹谋位置，不可同日语。

有人说曾国藩初任京都，没解决亲人就业入职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那么他位高权重、当了总督做了一方诸侯后，却也同样是“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领十万兵了，曾家媳妇，仍是在家纺布织棉，切草喂猪；戎马少安，接了夫人儿媳诸女到总督府，曾国藩为她们出台了一部“家庭劳动法”：“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每日验一次。巳午刻，纺棉或绩麻。衣事。三日验一次。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五日验一次。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可缝衣。粗工。每月验一次。”爱人不当跑官买官之中介，儿女也不当跑步进厅之包头。据说，每天夜半，唧唧复唧唧，老妻当户织；时闻机杼声，不闻女叹息——家中老少，都劳动光荣，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不靠他吃饭。

干部若有好家风，无灾无难到公卿。最好的人生，不是好开始，而是好结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算好；一人得道鸡犬安然，才是好结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转为一人失道鸡犬堕地，全家坐穿牢底，不吉。（刘诚龙）